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放眼望去，并不会有太多的陌生感。星巴克、汉堡王、西尔斯百货、Moto手机，这一些品牌就像占据整张报纸主要版面的广告。一个城市的全球化程度是看它与品牌符号的通用性，二者相辅相成。至于国家的民生活力，则要看更微观的城市细节。路边随处可见的繁荣小吃摊、报厅、擦皮鞋的，这些城市形态，会深深地打动一个外部的观客。它跟人们能在越南胡志明市所感受到的一模一样。街头上有无数单兵个体户，形态千差万别，但都是一样的活力四射。
城市活力不是由多少高楼所展现，而是由楼下的小摊儿等丰富的低级商业形态所决定的。这些几乎零成本起步的摊主，不是城市的累赘，而是繁荣的起点。当全球品牌在每一个疆土厮杀的时候，个体小商贩则是全球化之外的本土活力。这些无品牌无资金无牌照的无序之地，恰如其分地代表了城市血脉的舒张能力。
然而真正代表这一个国家新蒸腾力量的并不是在城市里，而是在这些城市主干道的延长线号公路，就会经过克雷塔罗。这是一个昔日西班牙殖民地的采矿中转站，它以粉红色的淡妆小屋外表和华丽的三角梅而独树一帜。再往北，就会到达墨西哥的中部枢纽城市圣路易斯波多西。通用汽车、宝马都在这里建立工厂。它跟克雷塔罗，以及西南部的莱昂市，已形成墨西哥的汽车三角形重镇。
圣路易斯波多西市所在的州，面积有6万平方公里，不到山东省的1/2。该州的人口为300万，是山东省人口的3%。在这广阔无边的土地上，仙人掌是最常见的植物，它们的远方就是若有若无的山峰。在仙人掌和山峰之间，就是连绵不断的水泥工厂。这些工厂的厂房面积很大，每个看上去都有10万平方米的样子。它们在里面生产什么，实际上并不清楚。而忙碌的公路卡车，将这里荒漠的成果，载向远方的山峰，再次走向世界的某个地方。这些巨型工厂，似乎是一种变异过度的仙人掌，在地里兀自成长。它将改变墨西哥这一个国家土地上的产业形态结构。
蒙特雷成为中国投资最迅猛的城市。根据新莱昂州非政府组织“投资蒙特雷”（Invest Monterrey）多个方面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有1300家中国企业在墨西哥投资。墨西哥最大的商业银行BBVA对工业园区协会做的调查问卷显示，自2018年至2022年，中国企业占比6%。而到2025年，这个比例将达到20%。考虑到中国在2022年快速涌入的速度，预计2024年底应该有3000家中资企业在墨西哥。这其中大约有1000家企业主要以工厂的形式，落脚在蒙特雷。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这些人口的增长，并非意味着充足的劳动力。实际上，招工对于每个中资企业，都是巨大的挑战。2022年用工短缺的时候，一家家电公司不得不深入到小镇乡村里去，招人像摆摊一样，就在小镇的马路边上。人力部门找不到人，就要请当地的人力服务企业，像猎头一样寻找工人来上班。由于招工范围被逐步扩大，公司可以提供班车路线很常见，这些工人最远的是在60公里，需要2小时车程。早晨5点就要起床，才能赶上8点上班。
真正头疼的是，墨西哥工人的离职率高得离谱。很多企业离职率每天甚至能达到10%。这里的工资是按照周薪制发放，而墨西哥工人则是“周光族”。不发周薪，周末就没有吃的。而拿完薪水，马上就可能会离开走人。圣诞节之前的两周，工会要求谈判下一年的工资。而在圣诞节奖金发下之后，20%的人员就会选择离开。
对于很多管理者而言，关于工厂经营最没想到的事情，恐怕就是哄着墨西哥员工开心。员工心情不好，不来上班。心情太好，不来上班；而管理者往往最怕周一。周日喝酒喝的太好，周一就不来上班。管理者也非常担心下雨，下雨路滑的时候，很多员工也不来上班。日常工作的时候，管理者的声音哪怕只是稍微大一点，甚至都没用表情，有的员工慢慢的开始去工会投诉：管理者开始“凶人”了。
在这里，土地涨价似乎是风声鹤唳，每一条消息都能引起上扬的曲线。特斯拉的空炮效应最明显。就在蒙特雷市附近的小镇上，2023年2月特斯拉声称要在这里建设超级工厂。一个月之后，这里的房租上涨了30%。在过去1年的时间，工厂的建设不见踪影。但当地的地价、工资、物价、房租，甚至面粉、鸡蛋统统都涨价，再也没有缩回去，就像无法消退的肿包。特斯拉吹响建厂的号角，购买工厂的土地价格只有40美金。而一年半后达到了近70美金。
这位总经理一开始就瞄准了关键的症结，那就是现金流和成本至关重要。总经理一开始就先核算成本结构，给出了真实的成本构成。令人惊讶的是，由于供应链同时采用了国内的供应商与国外的新供应商，没有人能够真实地说清楚成本的组成。而按照国内的参考成本给出的所有预计，基本都有巨大的偏差。最终计算下来，墨西哥的成本，明显高于国内70%以上。
在这两场关键的战役打响之后，总经理开始将重点转移到内部的管理上。这其中最大的原则就是“快乐管理、自驱为上”。总经理花费更多的时间，跟这些墨西哥中高层一起交流。“沟通比权力更重要”，在沟通中，这些中高层被赋予更大的职责，寻找激励员工的每一个机会。总经理本人，假如没有中高层陪伴，从来不直接下车间。而所有的指令，都是通过中层干部下放。车间的国王是中层管理者，高管的职责就是确立中层管理者在基层员工面前的权威。中国管理层，最多只跟副经理谈话。甚至跟主管级的交流都很少。这些基层员工甚至不必认识总经理。
这家企业大胆地开启了“主人翁精神(Ownership)”的企业文化。它的核心思想，就是界定清晰的职责边界，职责圈里负全责，全责之下有奖赏。在海外管理中最头疼的事情，在于大量模糊职责的灰色地带。在这一个位置，人性的本能反应就是推诿给其他。总经理采用了汽车质量缺陷防范的三原则：不制造、不接受、不传递。那就是自己不出错（不制造）。前方有错，不代表自己没错（不接受）。如果下一个环节出现错误，跟自己把关不严有关（不传递），那么自己也有错。
这种看似简洁明了的小红花奖励方式，非常奏效。工厂的员工面貌，也焕然一新。实际上，很多中国企业管理者，慢慢都会注意到，墨西哥员工往往自尊心都很强，他们渴望被表扬、被鼓励。以何种方式找到员工的激励点，管理者需要耐心的寻找。有的企业甚至采用现金奖励的方式，尽管这种方法并不合规。而有的则通过发放可乐和鸡腿的方式。这些看似小心思的算计，在无法用语言畅快沟通的环境下，都是一种来自心灵的喜悦感。
为什么有的企业认为墨西哥员工特别难管，而有的企业则胜任愉快？很显然，最大的问题，并非都在于墨西哥员工的本身，管理者自身的管理上的水准高低，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而当老员工占比多了之后，离职率也会逐渐降低。这家已经能够将年度离职率，控制在个位数以下，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成就。有了稳定的员工和积极向上的机制，这家墨西哥公司开始慢慢地走上正轨，成为整个集团利润的关键来源。
一些国内的中层管理层，成为中枢与一线的绝缘层。他们给海外公司定销售目标的时候，往往不看市场表现，而只是根据总部想象的指标，强行做物理性分解。至于当地市场的消费价格指数CPI、GDP增速以及专业报告，统统都被舍弃。文化的差异性，被看成是一种要解决掉的麻烦，而非一种刚性的约束。对于墨西哥经常强制性要求公司年涨薪20%的这种要求，或者油漆的价格高于国内的50%，海外管理者需要跟总部反复地进行解释。
很多公司对海外公司发布规则和条文，全部都是中文。这使得当地的管理者，要么置之不理，要么就得花费精力，将其变成西班牙语。一位有心的管理者，将公司的内刊做了改变，增加了大量本地工厂的素材，使得企业刊物变成真正的文化传播载体。而这些工作，也很难得到总部的支持，因为总部的文化运营部对这些看不懂的远方刊物也并不关心。这似乎辜负了一个国际化企业的内涵，好的国际化企业从文化的源头，就需要仔细考虑多元化的存在。企业文化的精髓，是统一的；而文化的展现，则需要是多元的。
同样，跟随LG冰箱而进入蒙特雷市的安徽万朗磁塑，也在发现新生意。它已经从密封条，扩展到珍珠棉，作为轻薄防摩擦材料，提供给家居厂。墨西哥家居工厂用量大，这也产生了全新的生意。在2018年墨西哥出口美国的橱柜不足1亿美元，而中国则为13亿美元，占比70%。然而到了2023年，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橱柜几乎降为零。虽然越南拿走了最大的部分，大约8亿美元，而墨西哥也获得了4亿美元的订单。这些新增长的订单，需要新的珍珠棉制造能力。同样很多汽车零部件去美国，也需要包材。墨西哥所欠缺的制造板块，正在被那些眼疾手快的中国制造商所察觉。他们很容易从别的业务版图，横向切入到从未涉足过的市场。只要公司能够形成利润周转，那些业已形成的制造能力就会征服新的订单。
中国的数字化转型团队，都在大量外派。可以说，最近十年中国制造的数字化转型，在海外工厂也可以派上大用场。很多企业成立的数智科技公司，在国内并没找到足够大的空间。但在海外工厂的有序管理，则有了广泛的用武之地。这些团队往往也是以一种匆忙的方式在催生着当地数字化系统的成熟。在北部城市一家汽车产业集群的中国零部件工厂里，繁忙的工厂生产正在紧张地进行。大量轮毂堆放在车间外的道路上，只有少数的仓库来存储。同样来不及搭建的是IT人员的办公室。从中国北部城市外派在这里的IT工程师们，就在临时搭建的集装箱里工作。在这种夏暖冬凉的拥挤房间里，充满了人性的味道。皮鞋就胡乱地摆放在办公桌的下面。强烈的工作欲望和各种限期完成的项目表，填满了集装箱的空间。
位于圣路易斯波多西的一家汽车零部件工厂，正在考虑大规模的更换德国恩格尔的注塑机、DSM的橡胶硫化机。这一些产品足够好用，但备件和维修费用，也让这家企业吃不消。如果注塑机出了故障，那么她们派出的工程师一天费用是1400美金。企业往往要消耗2万美金，来解决一个小问题。日本一家冲压机AIDA的电柜散热器，拳头大小的风扇出现了故障。供应商的报价一开口就是400美金，而且由于从美国调货至少要等三周。而这些风扇在国内淘宝店，也能买得到。20块钱一个，买3个就足够用。
这家型材公司的来历，证明了只要有时间和耐心，本土化的供应链可以从零开始拔地而出。它最早其实只是做家用折叠铝制梯子，后来拓展到铝合金门窗。当大量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在为轻量化而寻求本地型材供应商的时候，这家做梯子的企业就顺势转入零部件的原材料供应商。它自然而然地在供应链的天梯上向上快速攀登。而这家来自中国的汽车部件制造商，也为墨西哥本土型材公司提供了不少的订单。
墨西哥供应链是千疮百孔的。然而，每一个孔洞，都在被感受到它的痛苦的企业，想办法填充。汽车车身上使用的各种螺钉紧固件，也是墨西哥供应链的一个断点。它们往往需要从欧洲进口。很多汽车底盘的部件，都属于安全件。对于铆钉、螺钉或者焊接件来说，既有加工精度的要求，也有电化学的溶解度要求。但是对于安全件而言，20万次的疲劳强度都是车规级所要求的门槛。
很多舆论认为，墨西哥员工的散漫性比较突出，而且法律也会高度偏向保护劳动者。然而所谓的“工作闲散”，其实也只是相对勤劳的中国员工而言，相对别的地方仍然属于比较能够吃苦耐劳的。如果看全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墨西哥人的上班时间名列前茅。有很多墨西哥人，往往会打两份工。有的赶早班时间6:30就开始工作，而在下午4点半一下班就走，是为了赶往下一个工厂。
这里的规矩非常多。超过100人的工厂，必须配备医务室。如果是登高作业，超过2米就必须准备保险绳。工会有很多细致的监管，每个工人都会严格遵守。没有举升机，就不肯登高作业。而有了举升机，则又必须要求有技师合格证。许多前来支援的中国工程师经常会被员工投诉，因为没有戴安全帽或者没有穿特定工作服。这些细致的规则，早已成为工人的常规动作，事实上构成了墨西哥工厂的运营体系。这一点，实际上也是对中国管理者所上的一堂课。
这种小心的态度，也是投其所好。汽车是美国最为关心的行业之一。但美国的产业体系已经不可挽回地退化，没办法实现所有的制造业回流。家电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美国每年有近5000万台的电视，在将中国电视机进口排除在外之后，必须依靠墨西哥和越南这两个生产基地。电视机的利润结构，决定它已经不太可能回到美国。而它在墨西哥边境线上所形成的就业，对美国意义重大。墨西哥电视机产业大多分布在在美墨边境线上的蒂华纳和华雷斯。它创造的就业，就像一道拦鲨网，部分遏制了北上移民的洪流。
从蒂华纳市，沿着美墨边境线一路向东，就会来到墨西卡利城市。在这近200公里的山峦中，能清楚看到山腰中有一道伤疤绵延横切。这正是最有名的阻挡墨西哥移民的“移民墙”。一道道“工厂就业墙”，会比“移民墙”更有效地稳定边境的移民。墨西哥政府宣称的过去几年有效地控制了移民潮流，并非虚言。蒂华纳作为墨西哥各地涨幅最快的城市，并非没有原因。就业工资的大幅度提升，本身就是移民的防护墙。墨西哥制造业的成长，对于美国最为关心的移民问题有着重要的正比关系。美国的关切，暗含其中。
中国品牌正在浮现出来，渗透最深的还是手机。无论是北部城市，还是中部的墨西哥城，商厦里都能够正常的看到荣耀HONOR的海报。而路边的realme，则不动声色地潜入到城市的许多公交车站上。大量的人也在使用联想旗下的摩托罗拉手机。这个似乎被国人遗忘的手机，在墨西哥以近乎1/3的占有率，占据第一的位置，力压三星手机。
多年以后回顾中国全球化进程，我们肯定会怀念这一段时期。手机是中国品牌行销全球的最大功臣，它产生的影响力超过了更早一步完成全球化的家电。它激发了中国品牌在全球版图的独立性。手机所具备的大规模扩散的特性、可靠的品质和外在感知度，奠定了中国品牌的认知基石。而汽车则紧随其后，机场上已经随时可见奇瑞CHIREY、比亚迪和吉利的广告。
这把烈火二十年后，开始在墨西哥燃烧。墨西哥的汽车乘用车市场每年有140万辆。相比于泰国和越南每年50万的销售量，墨西哥市场要大得多。在这里苦心经营多年的日产以30万辆排名第一，但它的优势地位也在受到削弱。上汽集团的名爵，在这里的销量近6万。这也使得墨西哥成为名爵最大的海外市场。而奇瑞企业每年出口到这里有3万多辆。国内并不显山露水的江淮汽车，七年前在墨西哥首都附近建立的一家工厂，使得它成为墨西哥本土的一支重要的汽车力量。墨西哥经济部长，新购买的电动汽车就来自江淮汽车。而在墨西哥市场排名第二的通用汽车，它所销售的雪佛兰汽车，有一半是来自柳州的上汽通用五菱所生产。实际上墨西哥进口的汽车，有30%是来自中国。
这些现象，也可以让人理解成，墨西哥的经济具备极高的对外包容度。在这里，华为、中兴等通信设施，依然保持着强势的销售。特慕、希音开始对墨西哥本土电商巨头美客多和亚马逊，发起了正面的攻击。这样很容易想到，中国快递业在这里的兴盛。在东南亚起家的极兔物流，慢慢的开始大范围地在墨西哥的物流市场布下重镇。最令人惊奇的是滴滴的发展。它一方面跟老对手Uber展开打车业务的竞争，同时也在开辟全新的业务。它的“现金贷”业务，吸引了众多的司机和骑手，并在金融服务扎下底盘。而它所提供的信用卡业务，无论是在北部城市蒙特雷，还是中部的墨西哥城，都能看到促销的广告。这是令人兴奋的进步。实际上在金融科技FinTech领域，大部分公司都是来自中国。
在墨西哥的中国工厂里，最令人牵挂的是这些中方派出的管理者和工程师。中国企业在墨西哥基本都是单打独斗的状态。北部城市与中部城市，几乎毫无联系。即使在同一个城市，企业之间也少有往来。管理者之间的私人友谊，零星地让企业之间有所连接。而各种商会组织，基本都是一种最原始的“老乡会”。中资企业似乎只有在节日的时候，才会聚在一起吃顿饭。
然而日本的做法，则证明了企业的出海，其实需要一个国家系统的支撑。日本与墨西哥每年的贸易总额，出乎意料地低，只有250亿美元，不到中国和墨西哥的1/4。然而作为日本部委下属专门支持日本企业海外工作的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人员是中国贸促会的4倍以上。而且，在整个南美有7个这样的分支机构。日本商会也以各种形态驻扎在各个城市。在克雷塔罗有专门的日本宾馆，提供各种日语材料，为当地的入驻客人，提供本地信息。这些不为人所知的日本机构，如无其事地渗透在日常的墨西哥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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